2018年的秋天，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正式上映，编剧是曾经写过《逃避可耻但有用》《非自然死亡》的野木亚纪子，剧集讲述了一位30岁职场女性，在东京这座都市丛林中的生存困境。
不同于日本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温情或励志的叙事，这部剧既没有职场逆袭的热血桥段，也没有浪漫的爱情救赎，而是用近乎冷静的视角，呈现了当代日本年轻人日益疏离的人际关系。
剧中的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女主深海晶每天早晨都会在通勤路上完成一次“表情管理”——前一秒还疲惫不堪的脸，在踏入公司电梯的瞬间，立刻挂上标准的职业微笑。
这个细微的动作，实际上也反映了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年轻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饱受困顿，连表达真实情绪都成了一种奢侈。人们不得不戴上社交面具，传统的稳固人际关系悄然瓦解。
根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发布的《社会生活基本调查》，20~34岁的人群中，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没有可以倾诉烦恼的朋友”。这一比例相较十年前，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所引发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
经济长期低迷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财务状况与消费观，还迫使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代际间的“厌老”与“嫌孩”情绪快速蔓延，传统的家庭纽带日渐松散；职场中“社畜”文化遭遇“无声离职”的反抗，同事之间的关系愈发功利；在亲密关系上，“单身寄生”成为常态，“无缘社会”现象不断扩大。
一、代际对立的加剧
“讨厌老人”第一次被写进日本内阁府白皮书，是2014年。当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为26%，而15~29岁人群中，有41%的人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负担”。
数据的背后，是日本社会抚养比的几何级变化：从1990年的每5.8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位老人，减少到2022年的2.1人，预计等到2050年，会进一步降至1.3人。
2023年，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一次专访中，将这种现象称作是“期待落差”：
上一代在终身雇佣制里积累了年金和房产，而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一入职就面对“非正式雇佣”，他们看不到自己60岁时的现金流，自然也就不相信代际契约。
这种情绪在日本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在《小偷家族》里，柴田治就说过这样一句台词：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为母亲了吗？那不过是器官在起作用。
电影上映的次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2018年新生儿数92.1万，是明治以来的最低水平；而30~34岁的女性终身未婚率达到27.4%，比20年前翻了一番。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22年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9.1%，创历史新高，而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使得代际资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显。
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会》中分析指出，经济停滞导致年轻人的职业前景黯淡，社会保障支出继续向老年群体倾斜，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对立。
而这种情绪在现实中的表现之一，是社交网络上“老害”（指占用社会资源的老年人）标签的流行，以及公共场所“儿童禁止”标志的增多。
在小说《便利店人生》中，村田沙耶香同样描绘的是一位对传统家庭生活毫无兴趣的年轻女性，这个角色也反映了不少当代日本年轻人对生育和家庭责任的疏离态度。
二、职场关系的淡漠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工厂里“以厂为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曾把这种“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理论化，称之为“内部劳动力市场”。
这套理论在2001年迎来拐点。当年，索尼率先引入美式绩效薪酬体系，随后富士通、松下等公司纷纷跟进。日本经济产业省2021年的调查显示：正式员工比例从1990年的81%下降到了2021年的63%；同一时期，非正式员工中20~34岁年龄段的比例从17%上升到了36%。
当“一辈子一家公司”变成了“几年一份的合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像以往那样紧密，大家下班即路人。
NHK纪录片《无缘社会》就记录了一位名为铃木的派遣工的故事，她在电子厂工作了十年，但合同和工位始终都是临时的。因为担心被取代，即使生病也不敢请假，但最终，到震灾裁员时，一条短信通知收回了她的门禁权限，储物柜隔天就贴上了新人的名字，没有人关心她的离开。
日剧《重启人生》将这种淡漠写得颇具喜剧色彩：女主角在死后才想起来，自己连公司同期生的真名都没记住。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离开公司就再无交集。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说：终身雇佣制的崩溃使得年轻人不再将公司视为归宿，职场关系变得更加工具化。
《我，到点下班》中女主东山结衣对加班文化的抵制，也正是这种心态转变的一个缩影。
现实工作中，随着员工在一家公司平均任职时间的不断缩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无声离职”（只完成基本工作职责，不参与额外职场社交）。加之职场竞争愈发激烈，同事之间都尽可能保持着应有的边界——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既不主动打听，也不轻易透露，生怕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更不用提在经济上行期时所流行的共同进步，因为那样大概率会让别人抢了饭碗。
这种普遍的疏离与自我保护，映射出了职场归属感与忠诚度的日渐消退。
三、亲密关系的瓦解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五年就会做一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最新一次（2022）数据显示：18~34岁的未婚者中，70%的男性、60%的女性“没有交往对象”，其中42%的男性、35% 的女性回答“不想谈恋爱”。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三类：金钱、时间、情绪成本。
谈一场恋爱，等于多打一份工。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有点像是“关系通胀”。当收入停滞而生活成本还在上升时，亲密关系的价值就需要被重新评估。
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两条产业分流：一是需求端的“微缩化”，比如一人食、单人锅、单人卡拉OK等单人消费品的爆火；二是供给端的“服务化”，比如虚拟恋人、陪聊App等。例如，AI 聊天软件 Replika 日语版上线 3 个月，下载量就有几十万。
在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男女主在咖啡馆里背对背各自看手机，这隐喻了爱情的最小化。影片在大陆上映的2022年，日本家庭平均消费支出中，“单人消费品”份额首次超过35%，这也被野村证券写入了“下行期黄金赛道”报告。
此外，日本内阁府2023年发布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显示，20~39岁的人群中，约有65%的未婚男性和73%的未婚女性处于无恋爱关系状态。NHK特别节目《无缘社会》还揭示，日本每年约有3万人“孤独死”，其中不少人在生前就已经和社会完全失去联系。
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的老后》中说，经济压力使得年轻人不得不延长“单身寄生”（与父母同住）的时间，但这种共居往往缺乏真正的亲密交流。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结尾男女主的“平静分手”，也不过是当代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保持理性距离的表现。
四、孤独是被动的选择
从《小偷家族》里共享一碗乌冬面的“临时家庭”，到《怪物》中因孩子一声哭闹就报警的邻里关系，影视作品记录了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敏感与疏离。
社会学家本田由纪曾指出，经济停滞会重塑人际关系的形态。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从家庭到职场，从恋爱到养老，社会都在经历一场静默的关系重构。
但这种变化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个体的冷漠，而是一个社会在长期低增长下的自然调适。
孤独不是选择，是时代强加给每个人的生存策略。当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时，人们会本能地退回到自己的壳中。
而如何在这种收缩中保持基本的社会连接，才是日本，以及许多面临相似挑战的社会需要思考的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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