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启蒙"与"扫盲"：表本不同，高下立判

近现代中国的“启蒙”与“扫盲”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目标，启蒙旨在启发人们的思维，促进思想解放和理性发展，而扫盲则更注重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两者在表现形式和效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启蒙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启蒙工作，加强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近现代思想圈总爱追捧民国启蒙的“高光时刻”，谈“德先生”“赛先生”时如数家珍。可拨开滤镜细看，那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层狂欢——民国时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90%，农村地区更超95%，首都南京的文盲率都达66%，女性文盲比例更是飙升至93.8%。当九成国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所谓的启蒙檄文，不过是飘在云端的空话。

真正打破这种荒诞，把文明火种递到工农手中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苏区、解放区。近代启蒙的死穴，是脱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恰恰始于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破解。早在中央苏区，“消灭文盲”就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从乡到中央的“消灭文盲协会”体系化运作，1933年江西14个县就办起3298所夜校、19812个识字小组，14万工农走进课堂，兴国县更是实现“35岁以下青年基本脱盲”。

根据地的扫盲从不说教，徐特立写的《工农兵三字经》里，“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的句子，把识字和做人的尊严、革命的道理绑在一起。田间地头的小黑板、记工分的识字卡，让目不识丁的农民不仅学会写字，更明白“自己不是任人欺负的草，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扎根泥土的启蒙，远比书房里的空谈有力量，连斯诺都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惊叹：“苏区扫盲的成绩，抵得上中国农村几个世纪的总和”。

1949年，5.5亿国民中还有4.4亿文盲。新中国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前苏区和解放区文字扫盲的经验和传统，一场席卷全国的扫盲运动就此展开。从工厂车间的“师徒识字岗”到农村的“炕头学习班”，从解放军的“行军识字本”到少数民族的“双语课本”，中国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文盲宣战：1964年文盲率从80%降至52%，1982年降至34.5%，2000年跌破10%，2020年只剩2.67%。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汉字简化运动对全民扫盲的特殊贡献——政府组织语言文字专家，对使用了数千年的繁体字进行全面的简化改革。去除冗余笔画，让 “龍” 变 “龙”、“護” 变 “护”、“籲”（33画啊！！！）变“吁”，化繁为简适配学习需求。它打破古汉字的壁垒，让识字门槛大幅降低，配合扫盲班的普及，极大提升学习效率。简化字兼顾实用性与传承性，既保留汉字核心表意功能，又贴合大众认知习惯，成为扫盲运动的 “得力助手”，加速了文化在底层的传播，为全民识字率的飞跃提供了关键支撑。

我甚至认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历史功勋，完全可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废文言、兴白话”相提并论，二者一起完成了对古老的汉语言文字根本性和历史性的变革，使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文化根基，其功勋不亚于始皇帝的“书同文”。

再看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劳动适龄人口功能性文盲率已飙至28%——这意味着不到四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看不懂合同、算不清账单。对比中国3%以下的文盲率，答案不言而喻：真正的启蒙，从不是少数人的思想游戏，而是让亿万普通人掌握文化、拥有尊严的伟大实践。正是这场覆盖全民的扫盲运动，为中国的发展筑牢了文化根基。

今天中国的科技腾飞、产业升级，都能在这场扫盲运动里找到根源：正是那些曾被轻视的“扫盲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和教育普及，才让广大的农民子弟变成懂技术的新农民和掌握精密工艺的技术工匠，让中国的“人口红利”真正转化为“人才红利”。

别再神化民国的“启蒙神话”了。让10亿多人脱盲、让文明照亮每个角落的中国共产党，才是近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者”。从20%到97%的识字率跨越，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个民族从蒙昧走向觉醒的勋章——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文明之光”。